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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清扬丨胡风对满涛、吕荧等翻译家的影响研究


时间:2019-11-13 11:07:43 点击:1465

  核心提示:...

资料来源:中文翻译

出发地:文学和文化研究

摘要:七月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行的中国文学流派,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主观战斗精神。由于它在文学领域的突出异质性,它与代表主流文化的文学思想不相适应,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文字狱”的发生。本文试图从翻译政治的角度讨论三个问题:1 .胡风文论对七月学者翻译文学观形成的意义:2.胡风对满涛、吕颖等译者翻译生涯的影响及其面临的意识形态冲突:3.七月学者和翻译家对胡风艺术生涯的反馈。我希望这篇文章能恢复7月份学习的中国学者和翻译家的本色。

关键词:胡风;七月学校;翻译文学;翻译政治;满涛;卢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七月翻译集团特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11byy019)。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16年第6期《中国翻译》上。由于文章的长度和格式,不保留参考文献。

一.研究背景

七月派不能绕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七月派领袖胡风也不能绕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胡风(1902-1985)出生于湖北蕲春。他的真名是张任光。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文学理论家、文学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编辑了《七月》和《希望》杂志。以此为立场,胡风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文学人物,形成了后来的七月派。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间和空间的文学流派,与这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所学校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发展、消失到再发展的演变过程。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七月学校回归以来,它已出版了近100部个人专著,从而使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该校的全盛时期。

我们发现参加七月学校研究的学者人数逐渐增加。然而,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史料存在许多空白,或者说史料的不信、怀疑和矛盾所带来的所谓“自由裁量权”和“空间”。最终,研究仍处于不明确和不完整的状态”(周艳芬,2013: 6)。7月,学者们对翻译文学的研究更加有限(徐麻,1986;韩瑞祥,1998;文敏,2008年;宋炳辉,2012年;孔成成,2014;桂庆阳,2007)。有许多翻译同时在这个文学团体工作。有影响力的有胡风、陆源、艾青、满涛、陆英、罗洛洛、贾植芳、邹迪凡、孙悦、方然和曾卓。然而,现有的研究显然与如此壮观的翻译团队不相匹配。本文试图从翻译政治的角度讨论以下三个问题:1 .胡风的文学理论及其对七月文人翻译文学和观点形成的意义:2.胡风对满涛、吕颖等译者翻译理念和翻译活动的影响:3.七月学者和翻译家对胡风艺术生涯的反馈。

二、胡风的文学理论及其对七月文人翻译文学观的影响

(一)胡风文学理论的主要特征

我们知道胡风为首的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探索性和悲剧性的文学流派。它也成为“中国文学最难的流派”(王冠权,2003: 48)。因此,有必要首先分析胡风的文学理论及其特点。

胡风文学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即“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和“第一意义的诗人”等因素。“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是胡风文学理论的两翼。“主观战斗精神”中的“主体”概念最早出现于1934年胡风翻译的《日本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历史中主观条件的意义”。原文作者是永田广志,译文发表在1935年出版的时事丛书第3期第3卷上。胡风认为,作家必须坚持和发扬主体性,保持对现实的“捕捉、拥抱和震撼力”。(胡风,1946: 4)正如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所说,“人的特点是他不仅承受许多矛盾,而且还忍受许多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他仍然保持着本色,忠于自己。”(黑格尔,朱光潜,1996: 306)和“人格的伟大和力量只能用矛盾和对立来衡量,只有当灵魂从这种矛盾和矛盾中挣扎出来,它才能回到统一;环境中的冲突越多、越艰巨,冲突的破坏力就越大,灵魂越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主体性格就越深刻、越强大。只有在这种发展中,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才能得到保持,因为只有通过保持自身的否定,才能看到这种力量。”(同上:227-228)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深受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启发。

那么,胡风的“第一意义诗人”是什么意思呢?1985年,在胡风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的儿子小姑曾问他,“他自己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文学理论、翻译还是作为诗人?”胡风“毫不犹豫地回答:‘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诗人’”(肖姑,1996: 137)。胡风在他的文章《关于人和诗,关于诗人的第二个含义》中说:“那些渴望成为诗人的人也必须渴望成为真正的人。只有值得成为一个人的人才能在人字纹上加上形容词“诗”。真正的诗人决不能“轻率地”对待诗歌。(傅光明,2007: 116)胡风一直倡导“第一意义的诗人”。"“诗人和士兵是上帝的两个化身”,这已成为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加强的七月派诗学的理论基石。"(王德威陈思和,2013: 278)崇尚真实性、思想独立性和真理至上,而艺术史的真理是艺术与人的结合。性格不高,艺术无聊。吴思静进一步解释说:“如果说胡风关于诗与人的关系的论述是与他对“第一意义”诗人的尊重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胡风关于他主要是一个诗人的说法首先不仅指他的具体诗歌创作,还指他的文学实践活动,包括他对文学理论和编辑工作的论述。”(吴思静,2015: 81)“第一意诗人”的概念影响了七月派的许多作家和诗人。例如,陆源的诗集《人的诗》、陆英的文学批评集《人的花》和龙的文学理论集《人与诗》等。他们的精神文化是相同的。

胡风的文学思想主要以“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和“第一意义诗人”为特征,在左翼主流文学凸显文坛的同时,使七月作家群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从而使正统形式的文学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焕发出非凡的光彩。胡风像磁铁一样吸引了许多作家和新艺术家。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从这一地区涌现出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坛乃至解放区文坛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曾称赞说:“七月”是“一个大的运动战军团”(胡风,1999a:624)。那么,胡风的文学理论为什么会导致胡风的冤案呢?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主观战斗精神”被视为“理想主义文学思想”,而“精神奴役的创伤”则是鲁迅“国民性”的另一种表现,没有新的含义。然而,正是在这里,一个巨大的思想和理论差距,即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的观点和态度被凸显出来。与此相关的还有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问题。”(江红,201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质上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服从政治”。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自己,发展成为这个组织,才能成为知识分子,并有能力成为教育他人的人。问题是,“周恩来希望胡风和周扬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合作。胡风没有主动权。然而,周扬和其他当权人士明确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只审查,不解释或讨论。”胡风说:“他们的目的是让你屈服、服从,然后成为奴隶,仅此而已。”。他只能拒绝。”(钱理群,2013: 8)一个杰出的文学流派——七月派的创始人胡风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左翼主流文学的文学命题,为后来的政治不公埋下了种子,并与他的同志和同事一起经历了共和国最大的文学监狱。正如鲁源所说:“政治毕竟是政治。诗人别无选择。”(吕远,1989: 47-48)刘秋昌在他的文章《论主体性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中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大批文艺理论家特别认可了“主体性战斗精神”。从那以后,人们似乎不再过多地谈论作家的主观因素在文艺创作活动中的作用。这种情况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或文学创作的繁荣。如果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能充分享受创作的自由,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作用,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主体性,就很难创作出思想艺术素质高的作品。”(刘秋昌,1986: 82)从胡风对七月学者翻译文学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窥见胡风文学理论的进步和差异,这将在后面进行分析。

(2)翻译政治及其在本研究中的意义

作者将运用翻译政治理论来分析胡风及其文学理论对七月学者翻译文学的影响。那么,什么是翻译政治?

政治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翻译背后的政治力量和过程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翻译背后总是有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动机,这有助于建构意义。从文本选择到解读的行为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人们无法抗拒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影响。那么,这些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是如何在翻译中发挥作用的呢?这就产生了翻译政治学的学科。维基百科英文版称,“翻译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源于斯皮瓦克,他认为翻译是寻求更宏大的女权主义议程和实现女性“大团结”的重要途径。”(维基百科,政治学词条)斯皮瓦克是赛义德之后当今文学批评中最杰出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之一,被称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从现在开始,翻译政治不仅与女性主义文学翻译有关,而且实际上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翻译主题和翻译活动都有关系。鲁迅是最早从意识形态高度翻译文学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文学翻译中的初衷是“改变气质,改造社会”,并赋予“文学以生命”以高度的意识形态阐释。林箐在他的文章《翻译的政治: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翻译成汉语的困难》中指出:“俄汉之间的翻译,尤其是曾经深深影响中国的俄汉翻译,也应该是世界上重要的翻译话题之一,比如俄罗斯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翻译在中国传播的,而这种俄汉翻译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本身的表达, 虽然它与俄文文本本身不一样:也就是说,影响了20世纪中国进程的是翻译成中文的俄文文本,而不是俄文经典文本! ”(林京华2011: 201)可以看出,在翻译文学和翻译活动中,翻译政治的作用无处不在,其影响不可低估。

胡风对七月文人翻译文学影响的个案研究

七月派是一个目标明确、风格鲜明、内容复杂、风格复杂的文学流派。正如吕远在他的文章《胡风和我》中所说,“七月诗派”的形成只能证明胡风本人是一个精神多面体。以这种多面体为主要焦点,这一学派的基本成员各自发出了丰富多彩的光辉,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独特的、真正的集体。然而,没有胡风和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群体就不会存在”(吕远1989: 62)。七月学者还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旗帜,以“精神奴役的创伤”为启蒙对象,以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和引进为启蒙手段,从而形成了对七月学者文学翻译的清晰视野。我们可以从启蒙教育大众、发展民族文学、追求现代性、战斗性和政治倾向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1)启蒙大众、发展民族文学的翻译文学命题

胡风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也是在世界革命和世界文学革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胡风,1985b:389)因此,他“始终把文学翻译视为文学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他和鲁迅等人一样,完全支持“翻译”。当社会卷起负面翻译作品,抨击“翻译”时,胡风写了“翻译作品与翻译”一文,以“翻译”的突出成就驳斥了各种诽谤(徐琳恩,1986: 79)。胡风还认为“译者是普罗米修斯”,“翻译是不可抗拒的武器”,“具有“积累美德”的意义”(胡风,1999: 403)。他指出:“我们的接受至关重要。一方面,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具体形式)出发;另一方面,从我们生活的实际生活开始,...我们需要对外国作品进行新的翻译和仔细的重译,以及对外国作品的仔细评估。我们没有做太多,但做得太少。”(胡风,1985b:183-184-184)胡风的文学理论对其翻译观和翻译实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孔成成在《胡风翻译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研究》一文中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创作主体在实践基础上需要发扬的主观战斗精神对其翻译动机的影响;二是胡风对“主体性”的理解对他选择翻译材料动机的影响。研究表明,“从选材到人物塑造再到翻译的动机受他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胡风的大量翻译、独特的翻译思想和深远的影响都使他的翻译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孔成成,2014: 59)据统计,胡风对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的翻译约占他整个翻译活动的一半,其中中文版的《外国幽灵》(Foreign Ghost)为胡风赢得了最初的声誉。“纵观胡风的整个文学翻译活动,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侧重于翻译和介绍进步文学及其直接影响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理论。重点是苏联革命文学和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徐麻,1986: 79)

可见,七月派翻译文学的思想之一是启迪大众,发展民族文学,为七月派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翻译文学的时代性、战斗性和政治倾向性

抗战文化在中华民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抗战时期的翻译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邹振环,1994: 89)在研究胡风主编的《七月与希望》的译本后,发现以下特点:①日本抗战文学、俄罗斯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积极配合特殊时代背景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传达了勇敢的战斗精神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2)苏联东欧文学作品、欧美文学作品和日本文学作品都强烈坚持“文学性第一、政治性第二”的文学立场。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讨论显示了“文学不会屈服”的精神。这与胡风的文学理论和人格特征是一致的。(3)主要译者有胡风、张松源、杨方杰、陆英、陆源、贾植芳、曹包华、陆宏基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加入了我国著名翻译家的行列。胡风认为作家应该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对小人物留下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互动战斗,从而更好地揭示事物的本质。看胡风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无论是送报人中的送报人,牛车中的农民,还是走向坟墓中的肖杰,他们都是平凡世界中的平凡人”(孔成成,2014: 59)。学者们发现,“由于俄罗斯主流话语对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理论的限制以及中国自身反帝反封建的形势,中国在翻译中充满了政治考量”(林箐,2011: 199)。因此,追求时效性、战斗性和政治倾向性成为七月学者的另一个重要文学翻译命题。

以上,我们讨论了胡风文学理论对七月学者翻译文学观念的影响。为了深化研究,我们以七月的两位学者满涛和吕颖为例,研究胡风的影响。

(2)胡风对满涛、吕颖等翻译家的影响

七月翻译家、胡风的老师和朋友贾植芳曾经说过:“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是青年人真诚的朋友。”(贾植芳,1987: 242-243)胡风作为导师的角色不仅体现在七月诗派、七月小说家和七月文学理论家的成长和发展上,也体现在七月翻译家的成长和成熟上。

1)胡风对满涛的影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已经从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消失,鲜为人知。就像本文中提到的胡风、满涛和陆英一样,当我们提到他们时,我们必须做一些必要的传记性介绍。

满涛(1916-1978),原名张万杰和张后羿,又名方小白。他来自江苏省吴县,出生在北京。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熟悉俄语、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五种外语。在我15或16岁的时候,我用英语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于1935年被复旦大学录取,毕业前去日本一所专业大学学习。同时,他还在一次俄罗斯研讨会上学习俄语。1936年他去了美国,先后在印第安纳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化学。1938年初,他去法国主修法语,同年6月回到中国。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作品的翻译。自1944年以来,他一直与人合作编辑报刊,如戏剧与文学(月刊)、奔流文艺系列(月刊)、翻译、联合日报早花增刊、现代文艺系列、文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先后在时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翻译出版社、上海编译研究所、上海翻译出版社等单位工作。翻译的作品包括果戈理的《死去的灵魂》、《契诃夫的樱桃园》、《果戈理选集》、《别林斯基选集》等。在现代汉语翻译史上,满涛与朱生豪、傅雷享有同等的声誉。

先谈谈满涛的胡风缘。据胡风回忆:“满涛、王元化和范康来,送来他们编的丛刊《横眉小辑》。满涛、王元化是邻居冯宾符介绍认识的,后来知道他们在时代社工作。满涛主要翻译别林斯基和别的几位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及文艺理论家的作品,我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十九世纪俄国民主革命作家的情况。他读书认真,善于思索,他的思想比我更解放,我们谈话时常引起争论,不过,对文艺的现实主义问题的看法我们还是一致的。”(胡风,1993:410)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对胡风文艺理论中关于“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作了全部曲解的批判;而何其芳发表于1949年11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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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匿名 来源:化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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